上善若水

Jonas五岁，Yasmeen七岁，这对姐弟在我的教导下学中文已经三个月了。

今天我教了他们关于情绪的词语，分别是：
生气（angry）
高兴（happy）
害怕（afraid）
伤心（sad）
孤独（lonely）

你们肯定要问了，为什么五个词语里面只有一个“高兴”是积极的词语，另外四个词语都偏向负面？其实这五个词语都是我的学生选的，而不是我选的。我让姐弟俩每人在图书馆里找一本自己喜欢的绘本。我先用中文，一边翻书一边给他们讲故事，再用英文问他们，在书中看到了哪些情绪。

第一本书是Komako Sakai的《Mad at Mommy》，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小兔子老是怪妈妈不好好照顾他，怪妈妈睡懒觉、抢电视、发脾气。他甚至怪妈妈不能跟他结婚！后来小兔子长大了，离开了妈妈，突然念起妈妈的好，迫不及待回到妈妈的身边。Yasmeen指着兔子和兔子妈妈说她看到了Angry、Sad和Lonely。

第二本书是Jane Simmons的《Come Along, Daisy!》，说的是小鸭子离开妈妈的视线一个人在池塘里冒险，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大量不确定，最终回到妈妈怀抱的故事。Jonas指着小鸭子说他看到了Afraid和Happy。

接着我请孩子们描述一下，自己什么时候会经历这些情绪。

Yasmeen说，平时午休同学们玩游戏，她一个人在教室里看书会觉得孤独，没有跟别的女生一起上厕所时会孤独，晚上一个人睡觉会孤独。听爸爸妈妈在楼梯上下走时，会内心安稳一些。在房间里做作业时，如果听到外面的跑步机咕噜噜地转，孤独感也会少一些。至于高兴么，考试拿了高分会高兴，相反考得不理想会伤心。

Jonas看了看手表，说晚上6点50分的时候会高兴，接着说自己晚上也很怕一个人睡觉，黑洞洞的会害怕，体育课大家玩篮球他插不上手的时候会生气。我问他什么时候会感到孤独，他用力地抓了几下脑袋，说没有感到孤独过。然后他又看了看手表，说晚上6点51分的时候会高兴。

我很欠揍地问了他们一句，每个星期三在图书馆跟我学中文高兴不高兴。Yasmeen一边微笑一边猛点头，说每次无论是学新单词，还是玩游戏巩固旧知识，都很高兴。Jonas很无奈的看着我说，好像没有特别高兴，感觉正常（Normal）。还真是诚实！

我又多问了一句：那我这个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学中文学得更高兴呢？Yasmeen说想学关于国家（Country）的说法，Jonas叫我给他带玩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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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体验、认知、对抗负面情绪是儿童心理成长，乃至形成完全人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许多的童书绘本中，主人公都是叛逆、有自己想法、独自闯一闯甚至犯点小错误的角色，也常常会陷入独自一人的行走、思考阶段。这些主人公令孩子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情，被引导着以一种正确（或者说比较健康）的态度经历那些比较负面的情绪（如生气、害怕、伤心和孤独）。家长和老师在遭遇孩子不听话、沮丧、易怒等等case的时候，不妨找一些主人公跟这些case相关的书籍，让孩子从共情体验中主动发展对抗自我负面情绪的能力。

我又想到，既然人的成长并非戛然而止，而是在儿童期后不断延续的，那么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，一定会体验到新的不同境界的负面情绪。此时，我们的“偶像”不再是童书中的人物，而是需要新的理论、新的方法引导我们去消除这些负面情感，转化为正面力量。当没有人再为你念故事、把模范式的感情处理/思考内容喂到你嘴边的时候，你要为自己的心灵成长负责。

以上是一个心理学盲和教育盲的几句臆语，还望指正。

今天是2011年10月的最后一天，星期一。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山上的办公室里，望着近处的塞萨钟塔和远处的金门大桥，突然间，很想写一些东西。杂乱的念头，挡不住的一些想法。它们一定是不完美的，但在信息纷扰的现在，我必须得遵循KK说的那句话：追求good enough，而不追求perfect。毕竟，我不是数学/物理/化学家。细节的东西，未来的我会慢慢去处理。

过去的夏天，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毕业、重聚、失恋、迁徙……生命轨迹在向一个很诡异的方向进展着。像四年前一样，当我决定要顺着自己内心的方向走下去的时候，通常我会走到一条陌生的路上。家人在几千公里外喊着：去吧去吧，我们支持你。我还听到了沙漠里狂啸的风声，是因为我在荒芜中奔跑吗？《少有人走的路》，有人推荐我看看这本书。

那天我难以忘记。2011年7月10日，我的朋友莎拉·荷塞，那个19岁印度女孩儿，那个穿着孔雀绿的莎丽在我的毕业派对上嬉闹的女孩儿，在投入穆瓦图谱扎河湍急的水流中搭救12岁的堂妹未果后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将不再有机会与她一边熬夜一边谈心，谈我的学业，她的学业，谈我的梦，她的梦，我喜欢的男孩子，她喜欢的男孩子，我们没有机会在老了以后的某一天，回过头嘲笑这些。她永远都将是19岁，年轻的灵魂留在了印度喀拉拉邦墨绿色的河水里，但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这份联系会漂向哪里。

“尼鲁”是她的小名。在得知尼鲁去世消息的那几天，我把眼泪流干了。流了许多泪以后，又疼又痒，我也学到了一件事情。哭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不再哭了，脆弱顶个球用。一个人在伯克利的公寓里发烧的时候，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摔得很痛的时候，靠自己把不堪的状态捱过去，然后微笑，大笑，傻笑，只有笑着才能面对一切，才敢说：我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

这种干涸的状态持续了三个月。

直到前不久，“小悦悦”去世了，一个无辜的2岁中国女童，卡车轧过她的腿，血流满了马路，还有身边匆匆而过的麻木行人。在Hold住太久之后，我哭了。眼泪说，你不是麻木的。在长达两个月的写作荒后，我也终于明白自己的个人简述里要写些什么，以及我想继续学人类学/社会学的原因。希望时间还来得及。

像弗罗斯特在诗句中所写：“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, and I/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, /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.” 我走得很孤独却很自由。我在路上遇到了新的朋友。

鸽子的翅膀看上去轻得像空气，因为她在飞。

关于昨天余华的演讲，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想写，却一时信息太多不知道怎么写。有幸的是，和晴同学几个来回的邮件后，在对方的指导下看清楚了一些思路，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对话适当还原一下。部分内容来自于对方的这篇博客（http://blog.future4ever.com/harechan/），感谢晴同学的指教和整理。

受晴同学的指点，我问了余华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你的新书，说是杂文集，却有很多虚实难分的部分。比如有一个故事，说一对下岗夫妇没钱给孩子买香蕉，孩子哭，老公回家后就跳楼了，老婆冲到楼下，哭够了再回家，安顿孩子背对自己坐好，然后上吊。这一切，按理都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，那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故事的？几分虚几分实？杂文和小说的虚实界限在哪里？你作为一个惯常写小说的人，怎么把握其中的度的？”余华的回答是：“写书的时候，现实与虚构的线确实比较难把握，有时候滑一下就滑出去了，然后自己有意识要把它收收回来。吃香蕉的故事是真的，但是在细节和描述上都有过艺术化处理，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无法避免的。”

接着就是晴同学和我的对话：

1 (by 晴）.

看到你说他的演讲全是敏感词，我于是想顺带和你聊聊对他的看法。

总的说来，我认为，余华是一个已经有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作家了。他的《兄弟》由美国书商运作，最新的这本，我宁愿称为虚构知音、而非纪实散文的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，贩卖的迹象就更加明显。不能在大陆出版，完全是个噱头，因为他本来就知道，肯定不能出版，因为那第一章的题材。

他说得对，其实不光是作家，任何人写作，完全还原都是不可能的。纪实大抵也是一种虚构，像我写的好些文章，有对话，好像还有板有眼，但其实也是虚构，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。但我想，有一个东西是不应该虚构、也不应该滑过去的，那就是人心。

那个香蕉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下岗的故事。最早出现在媒体报道里，余华拿来进行再加工。他有板有眼地说，这是事实。那么，一般人读了，也就当成了事实，当然，是感性的——中国好烂。

我也写过下岗的故事，虽然是亲见亲闻，但也是对记忆的重组、切割。我愿意讲一些阳光一点的故事，而没有去写一家人下狠心买了好多猪肉下毒吃死了的故事。下岗是很艰难的事情，但多数人还是像刘欢那首歌唱的，“从头再来”。事实上，如果把那段历史检视一下，是香蕉的故事是主流，还是“从头再来”是主流？我想，应该还是后者。这不是说无视前者，而是当你煞有介事地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主次还是要搞清楚一点的。

可是，余华把那个香蕉的故事拿出来，作为一个符号，给中国、甚至中国人定了个性，拿给外国人看，我觉得就很恶心了。

当一个作家，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是小说家，跳脱他的身份，去做一个二道、甚至三道的社会学者或者记者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已经离自己的本分很远了。人不可能什么都懂，不是什么都可以写，出名之后，更应该知道自己的界限。在那本书里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解都是很肤浅的，不过是借了著名小说家的名号——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我很喜欢王安忆、苏童、贾平凹这样的作家。王安忆说得好，我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，但我的主业是小说，我的看法是通过我的虚构、我的人物来表现的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小说家的本分，也是小说家的价值所在。

对 1 的回复（by E）：

我对你的话感同身受。他的写作上确实反映出了这样的一种转型，但这种转型并不是局限于文字上的。可以说，他和读者对这种转型都需要又一个无奈接受的过程。 这跟他的作品近几年在西方世界出版频繁有关。《兄弟》卖的十分红火，600多页，余华自己也说很长，还拿村上春树开玩笑，说人家的新作品900多页不也一样在美国卖吗（虽然我觉得他和村上是两个级别的）。 海外出版带动的是他的外事活动。他的外事活动一多，周游列国地演讲一下，他的身份马上就变了。原来可能是单纯讲故事的，但在那样的话语体系里，他被“逼着”做一个“中国问题研究专家”。新书在这样的新角色里是不是有些顺理成章？ 

比如今天的演讲，有六七个观众都提了问题，只有我这个代替你问的问题，是扣在他的作品上的，其他的问题都与写作毫无关系。比如有人问，小悦悦事件你怎么看？又有人问，辛亥百年你怎么看？有个美国学生用半生不熟的英文问，中国有问题，美国应该怎么办？余华的回答是，中国的问题怎么办你不应该问我，应该问胡锦涛，他表面上肯定会给你答案，但其实那么乱，他心里是没底的；美国的问题你应该问奥巴马，情况跟胡锦涛一样，答案给你，心里没底。从提问环节上，很明显他已经超过了“一个搞文学”的角色，而转型成了某种中西方对话者，回答一些关于中国宏观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现状的杂七杂八的问题，一个你所谓的二三流的社会学者。这个身份，是他所处的场合赋予他的，我不认为他有选择。 

有人给我留言，说希望余华能够写出超越《活着》的作品出来。那是他1993年的作品。1993年的时候余华在哪里？肯定不在周游列国。至于“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作家”这个称号，得此誉者，在你眼里应该也不是少数吧。愿闻其详。我最近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。 

P.S.王安忆真是一个奇女子 =） 

2（by 晴）.

你说在那样的场合，余华没的选择，我觉得恰恰相反，他完全可以选择。场合是他自己选择去的，他可以不去，去了也不见得要说这种话。我不相信书商和他的合约里对他说什么是有约定的，如果有，那性质就变了，直接就反华了嘛，可以等着得诺贝尔和平奖了。

在如今这个时代，有没有文学的场合？我觉得有。还是说王安忆，前段时间，托宾来上海书展，王安忆和他对谈，不要看新闻，直接看视频，那才是专业的、扎实的。虽然闪光灯不断，观众也是各色人等，但她老老实实听，老老实实记，老老实实问，根本不管周围。不是说作家是孤独么？她这才是真的孤独。

至于书卖到国外去，王安忆的书，也卖，比余华还早，八十年代就卖到欧洲去了。如果说要搞反.动，比起现在，八十年代要顺理成章得多，但王安忆也没有，还就是老老实实的，文学就是文学。她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爱荷华，写了那么多日记，满眼西方的冲击。但她看了想了，冷静下来，还是接着好好写。当然，她运气好在那次去美国，有陈映真，对她而言，那是很好的榜样，有利于她思考，后来还写了个《乌托邦诗篇》。

关于她的爱荷华日记，有一段我记得很深。王安忆说，组织大伙看了场中国电影。她写道，如果在国内，可能也不见得会说这电影好，但现在美国，就生怕别人说不好，自己很想证明，这是好的，但又不知道如何证明。读到这段，我很感动，爱国这种朴素的情感，我想是需要有一点的。

有“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”其实不只是作家，很多人都在干这种事情。好些作家，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，但是他们反动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们也是作家。在我眼里，中国真正称得上作家的那些人里，搞贩卖这种勾当的人，其实很少，余华的转变，我认为几乎是个例。多数还就是一个二三流作家，冉云飞之类的。维基上随便一查，好些这种作家。

提到贩卖，我想起来昨天看港大法学院一个老师的微博，她给港大生上中国法导论，讲宪.法的平等权，举的是中国大陆公务员要求五官端正、甚至乳房对称……这样的例子。我就想，至于么？不是说中国大陆一片红，但肯定不是一片黑，学者是要批判，但不是要泼墨吧？总是讲这种东西，我简直怀疑他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些问题了。

对 2 的回复（by E）：

我最近有幸在这里的图书馆找到两本一个出版社的书：钟XX的《来世不做中国人》和刘XX的《大国沉沦》。看了心里就直骂：这什么东西！纯屁股决定脑袋的文字，而且骂得一点水准也没有，论据无法支持论点，还有许多文章根本偏离书本的中心思想，我全身冒汗：这样的书是怎么被出版的？“作家”两个字好轻巧，能码字有关注度就可以安上了，基本没下限。 

批判和泼墨，有意思，也值得我反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职业有关。同时我也想，自己平时对时政、社会的态度是不是和自己的专业有关。我觉得吧，什么学者不学者的，批判是一种思考工具，人人都可以用，但绝对不是目的。我希望通过对这个工具的娴熟使用，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That simple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批判不仅仅是思考工具，而是谋生利器，是画笔，那意兴一来，涂得太多就变成是泼墨了。分寸不容易掌握。 

我对村上的好感来自于《地下》这本书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。和余华是两条路子了。小资是国内出版市场对他形成的一些定位了吧，我高中那会儿，念纳博科夫、略萨都可以被称之为小资，我觉得这是市场包装的事情，跟作品本身没什么关系。除了一个叫安妮宝贝的，我看她的文字，实在觉得恶心。那不仅仅是出版商的包装，而是作者本身那个调调我受不了。 

呵呵，我想起来了，余华让我觉得有点周立波的味道，段子甩着像微薄一样。真人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我和朋友戏称是“中年猥琐男”，特别能说，像我爸爸那辈人在酒桌上骂政府时的腔调。 

3（by 晴）.

我的这些想法，和我的职业没有关系。同学朋友开我玩笑，你比公务员还公务员，比党.员还党.员。我说是啊，共.产党给了我什么好处，我这么拼命说好话？

我想，这只是因为，我爱自己的国家，我希望她好。所以，当我看到国人的一些缺点，下乡时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，我是高兴不起来的，也不会有什么优越感，更不会激愤地去上纲上线。之前在武汉吃路边摊，小巷子里一排熙熙攘攘卖油饼、炒饭、炒面、鸡翅……的。虽然有卫生问题的嫌疑，但摆得很整齐，颜色很漂亮，看着就喜欢。有个卖面的妇女，不吆喝，就静静坐在那里。你买，她就做一碗，然后就又坐在那里，出神。我想，生活对她或许是沉重的，但人家默默操持着小生意，养着家，让人尊敬。

《地下》我也想看，但台版排版太差了，大陆版出了才不久，没有机会看。我觉得一个作家，会去做那样的事情，是很有意思的。但我不喜欢村上的一个演讲，“永远站在鸡蛋一边”，我不会，即使是鸡蛋，我也要看到底是不是臭鸡蛋。 

初次去Oakland是和从香港长大的女孩儿Gigi，慈善义跑的志愿者之一。聊到童年的时候，她说她爱喝早茶，最喜小笼包，我说我是上海人，于是她说：走吧，我带你去吃。在一家简陋的上海饭店里，我用家乡话点了一碗荠菜豆腐羹、一客蟹粉小笼，一份梅菜扣肉，和两碗白米饭。冒着热气的小笼蘸放了姜丝的黑醋，虽褶子折得不细、谈不上正宗，心里却猛一踏实。

Gigi在饭后带我穿过哈利臣街，溜达于菜场和糕饼店中，也去了几家书局和杂货店看野眼。或许因为Gigi是Oakland居民的缘故，那天我眼中的Chinatown，是忙碌的华人商家们做着热腾腾的生意，是一家老小拎着五彩马甲袋置办杂物——是北岛的诗句，“生活，一张网”。

这次不同。家里没菜没米，加上嘴馋想吃中式点心，不得已而往之。去得有些晚，落日余辉下的Chinatown，街上空荡荡怪吓人的。街沿上的污水、满溢的垃圾桶、无人清扫的落叶积在道路两侧、玻璃窗上褪色的广告招贴画，像一个与时代脱节、没有人管的地方。路人的眼神都瞧不实，穿着打扮用“怪”和“七浦”形容毫不别扭，他们跟平日在伯克利见到的精神奕奕的亚洲学生很不一样，有点猥琐。

我急着趁天黑前买完东西，也不敢多看。拎着菜往车站走的时候遇到几个老黑，心里有些打鼓，硬装出一副对这里的街道熟悉个透的样子。其实差点迷路。回到家时天已经墨墨黑，看见室友就脱口而出——“我回来了”——突然接了人气似的。以后再也不想一个人去Oakland。幸亏，虾饺和烧卖是买到了。

星星点缀苍穹
将一把绿色的豆子
撒向了海洋

月夜的歌声
像裹了蜂蜜的杏仁
里面是苦的
外头是甜的
来尝一尝

许多人问我，作为一个实习，在NGO里都做些什么。那我就分几个类别罗列一下。因为太琐碎了，肯定有遗漏的！以偏概全，大家就随便看看。

1.跟钱打交道。

a. 打印和装封支票。
每个月NGO都会有行政支出：电话账单、电费水费、文具采购、咨询费、网站维护费、员工薪水、交通补贴……等等等等。具体算账和记账都是办公室里有个MBA学位的肯尼亚财务在做，我就帮她打下手，把收据和回执对应起来，打印相关支票，装到信封里塑封后投递到邮局。

b. 数钱
收验现金的时候有套程序，要两个人点了是一个数目后，签名作证。他们看我麻利，经常叫我数美钞作第二见证人。我发现美国人数钱的手势和我的不一样。

c. 做预算
上周搞了一个慈善义跑。当时设计活动的各个阶段，都要涉及到做预算，包括食品、场地、器具租赁、演员安排、材料费……等等等等。我到处打电话询问各种东西的价钱，预算开支，然后通过预算调整找赞助的方案。数学方面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就够了。

2.跟政府打交道。

NGO, 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，顾名思义就是非政府管辖的组织。政府如果有人来，通常就是座上宾——或者是搞合作，或者是我们NGO有求于人。我陪着吃了几顿饭，顺便充当了一下万金油：给领导请的司机在当地指路、开会时做中英同传或交传、介绍伯克利校园、拍照、倒水、拎包……等等等等。反正大家都在开会谈看法，我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看法，就见缝插针，找所有能做的事情做，目的是让来宾们觉得服务周到，不被冷落。我挺喜欢做这件事儿的，被我爸笑说是天生拿公款吃喝的苗子。

3.跟志愿者打交道。

NGO很多活动缺了志愿者没法儿干。我负责联络的志愿者有两拨人。

a. 一拨人分散在世界各地（中国、美国、荷兰、加拿大、英国……），有几百来号，我一个没见过。他们是义务做内容校对，每个季度会收到8页左右的英文，查查语法错误和语言表达。我负责通过电邮发送、连结、整理、回复所有校对的文本。简单来说就是：布置任务、回收任务、写感谢信。

b. 一拨人都在当地湾区附近。大部分是华人，也有不少别的种族的。年龄从高中生到花花白发的退休工人不等。要搞一个预算低的活动，除了拉赞助之外，就要在人工上大量依靠志愿者。志愿者的一个特点是：肯做事，但不肯去想应该去做什么事。我顺理成章地负责给他们开会，带他们Brainstorm具体任务分工，然后发挥他们长处和兴趣，指挥他们做这做那。上次义跑活动，光志愿者就有将近30个人，有做前台注册的、领衔抽奖活动的、带孩子做游戏的、布置活动会场的、拍摄活动照片的……等等等等。这群志愿者太可爱了，活动当天还义务买了中国点心、烤了杏仁饼干，带过来与众人分享。拉着我唠嗑家族历史，一代二代三代移民史，也是他们喜欢的活动。我总是想，以后如果人类学不要我，我就去搞移民文学，有很多素材嘛。

c. 如果志愿者的孩子也算志愿者的话。有一次活动，他们家长在忙，我就把他们聚在一起玩儿老鹰捉小鸡和跳房子。我做老鹰的时候，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儿被吓哭了一路逃跑去拽他爸爸的裤腿，算是本人迄今为止最丢人的实习表现。差评。

4.跟碗打交道。
董事会来开会，得端茶送水果吧。中国代表团来访问，得请他们吃顿晚饭吧。我就负责洗水果和洗碗，让大家吃得健康，吃得干净，吃得放心。我洗碗比谁都麻利，所以没人跟我抢活儿干。


这篇小记流于琐碎了，没有谈什么宏观看法。以后继续聊。

一天傍晚，我走在Berkeley的市中心，看到一对三十来岁的戴墨镜的男女走在一起。男人走在女人身后，一只手扶着女人的肩膀，另一只手使着一根棍子不断在两旁摇晃。女人也使着一根棍子在身前，那根棍子不时会敲打到街沿、分类回收垃圾桶、公交车站牌。 

原来他们是视觉残障人士。 

两人以这样一种“叠在一起”的方式过了两条横行道，往斜对面的汉堡店走去。路上车很多，我为他们紧张，便快步跟上去问要不要帮忙指路。那对男女停下来。女人使着棍子指了指四方，说：“你看这儿是个汉堡店，那个方向就是个咖啡店，对面有个电影院，还有个冰淇淋店，我面前有个消防栓，对不对啊？” 

全中！我不禁为自己“想帮忙”的心态感到惭愧——低估了他们对于物理环境的敏锐感知！ 

我突然起兴，问道：“你说的都对。你对这里很了解。但是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？” 

那个女人顿了一下。我看到她墨镜下的笑脸：“小姑娘，你是不是会说中文啊？” 

我的口音非常细微，却被她一下子猜中了。投降。 

后来，十分八卦的我询问了这对男女的经历。女人先天性眼部癌变，出生18个月就被挖去了眼球，视觉对她来说是一个未知的概念。男人在20岁出头的花样年华经历意外，故而变成了盲人。他们是在一家盲人复健中心认识彼此的。之后就在一起了。 

“你们都没有见过对方长什么样子，怎么会选择在一起呢？” 

在这对男女的面前，世界是一片黑暗的。作为一个拥有良好视觉并依赖视觉生存的我，无法想象在黑暗中行走的味道。但这两个人，一人一条导盲棍，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最完美的team。共享一片黑暗，一起承担彼此对于感官缺失的恐惧，一起磕磕碰碰，过马路、撞墙、撞到行人、甚至认识了我这个奇怪的中国女孩子。他们有令全世界的人都羡慕的东西——生命体验的连结感。 

她和他，彼此无可替代。 

女人回头“看了看”男人，男人也把头转向她与之“对视”。然后她说：“He makes me smile.” 

It’s that simple. 

相爱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彼此可以理解对方最痛苦的东西，然后一起品尝生命的各种其他风味，生命里因为有对方的存在而格外快乐。无关外貌、种族、金钱、家世，年龄也没有那么重要。 

想象一对盲人情侣过马路的样子吧，就是那个画面。

按理说秋季开学后就是申请季，应该早早改好CV，写好Personal Statement投学校了。原来也认真研究/考虑过一些Master和PhD的项目，列了一张spreadsheet，也制定了申请时间表，到现在两个月了都是按照当初的strategic plan在走。但人的想法是会变的，特别是实习的经历开始以后，接触到了以往所不知道的可能性和观点，突然搞得现在缩手缩尾的。

1-觉得读PhD时间太久，把青春都读掉了。而且我唯一想念的方向，非常苦逼，刚毕业的名校博士都劝我别念。而且在伯克利见到的大多数留洋博士都不太“正常”，缺少让人愉快起来的氛围。有些甚至活得很卑微——抑郁、失眠、苍老、anti-social……

2-觉得读Master太贵，我不想在经济上继续依靠父母。

3-觉得实习的学习曲线的斜率一直在变大，一个多月下来后的经历已经让我要把Personal Statement改得面目全非。学到了太多不由分说的东西，有关于这个行业的，有关于人情世故的，也有关于学术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再多等一会儿，比如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再做决定呢……

教授都发来邮件说：“要推荐信吗？我们给你写!你不去读研就可惜了!” 心里听了甜滋滋，却也知道这是长者对于小辈的鼓励而已。

爸妈更是催得紧，说我一个本科海归，会在国内死得很惨。还说小姑娘应该要把握青春，早点把学位读出来，别在社会上吃低学历的亏。不过他俩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，我全家也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。大学，对在我身后支持我的所有家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。我对于他们的建议，本能地抱有一种“很不孝顺”的怀疑态度。

妈妈前天跟我视频的时候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女儿啊，这是你一个人在国外的第五年了，这两天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在想当初如此支持你出国的想法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。”

我11岁开始成为一个住校生，至今睡在外面的时间比睡在家里的多。那天实习结束，回到陌生的公寓里，跟妈妈视频后，躺在陌生的床上想妈妈问我的问题，越想越不通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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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09-30 12:08:50: E

　　于是回头看几个小时前写的东西，觉得不那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。我想我害怕的是"波动"。 
　　 
　　比如17岁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出国念兽医，于是出国的第一年里我就去一家兽医诊所跟着主任医师出诊，到农场里去看牛看马，也观摩了许多对猫猫狗狗的手术。很奇怪的是，当我目睹这一切之后，觉得跟想象中差距很大，所谓“爱动物”和“做兽医”之间的关联都是17岁的我臆想出来的，于是我没有坚持下去。 
　　 
　　也是那一年，我认识了一对人类学夫妇，知道了这么一个学科，在大二的时候上了第一堂正式的人类学/社会学启蒙课，喜欢得紧。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这就是我说的那种"波动"。我经历过，所以知道它的杀伤力有多大。 
　　 
　　有的人很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出生的环境里有足够多有趣的人，expose给他们新奇有趣的想法，然后个人的努力，加上身边的资源，也允许他们这样一直顺利的走下来。比如我导师出生在一个文学史学世家，他5岁的时候就想以后成为一个人类学家。再比如我本科时期最爱的另一位教授，是Douglas的干孙女，很小的时候就向往在剑桥念人类学，后来确实做到了，现在在美国一家很不知名的大学做AP。 
　　 
　　也有的人，出生在一个不那么有趣的环境，车间工人、幼教、小会计……父母的交际圈子比较单一。世界的可能性在年幼时的他们看来是很狭窄的。后来这些人渐渐长大，通过学校、社会等等了解了更多的可能性。源源不断的发现，非常刺激，但又夹杂着源源不断涌现的困惑。

　　如何去解决这些困惑，是个难题。需要足够的时间、耐心、努力，最好，还能遇见对的人——能够给你的生命以启迪性思考的人。

　　P.S. E正在gap year中。生活正被实习、家教、操办读书会和晨跑四件事情占据着。希望这样的时间分配，最后能够交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非常谢谢大家的留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