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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气/高兴/害怕/伤心/孤独
日期:2011-11-10 | 分类:喃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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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2011年10月的最后一天,星期一。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山上的办公室里,望着近处的塞萨钟塔和远处的金门大桥,突然间,很想写一些东西。杂乱的念头,挡不住的一些想法。它们一定是不完美的,但在信息纷扰的现在,我必须得遵循KK说的那句话:追求good enough,而不追求perfect。毕竟,我不是数学/物理/化学家。细节的东西,未来的我会慢慢去处理。
过去的夏天,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毕业、重聚、失恋、迁徙……生命轨迹在向一个很诡异的方向进展着。像四年前一样,当我决定要顺着自己内心的方向走下去的时候,通常我会走到一条陌生的路上。家人在几千公里外喊着:去吧去吧,我们支持你。我还听到了沙漠里狂啸的风声,是因为我在荒芜中奔跑吗?《少有人走的路》,有人推荐我看看这本书。
那天我难以忘记。2011年7月10日,我的朋友莎拉·荷塞,那个19岁印度女孩儿,那个穿着孔雀绿的莎丽在我的毕业派对上嬉闹的女孩儿,在投入穆瓦图谱扎河湍急的水流中搭救12岁的堂妹未果后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将不再有机会与她一边熬夜一边谈心,谈我的学业,她的学业,谈我的梦,她的梦,我喜欢的男孩子,她喜欢的男孩子,我们没有机会在老了以后的某一天,回过头嘲笑这些。她永远都将是19岁,年轻的灵魂留在了印度喀拉拉邦墨绿色的河水里,但慢慢地,慢慢地,这份联系会漂向哪里。
“尼鲁”是她的小名。在得知尼鲁去世消息的那几天,我把眼泪流干了。流了许多泪以后,又疼又痒,我也学到了一件事情。哭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不再哭了,脆弱顶个球用。一个人在伯克利的公寓里发烧的时候,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摔得很痛的时候,靠自己把不堪的状态捱过去,然后微笑,大笑,傻笑,只有笑着才能面对一切,才敢说:我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
这种干涸的状态持续了三个月。
直到前不久,“小悦悦”去世了,一个无辜的2岁中国女童,卡车轧过她的腿,血流满了马路,还有身边匆匆而过的麻木行人。在Hold住太久之后,我哭了。眼泪说,你不是麻木的。在长达两个月的写作荒后,我也终于明白自己的个人简述里要写些什么,以及我想继续学人类学/社会学的原因。希望时间还来得及。
像弗罗斯特在诗句中所写:“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, and I/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, /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.” 我走得很孤独却很自由。我在路上遇到了新的朋友。
鸽子的翅膀看上去轻得像空气,因为她在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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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华的演讲引起的讨论
日期:2011-10-28 | 分类:喃喃
关于昨天余华的演讲,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想写,却一时信息太多不知道怎么写。有幸的是,和晴同学几个来回的邮件后,在对方的指导下看清楚了一些思路,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对话适当还原一下。部分内容来自于对方的这篇博客(http://blog.future4ever.com/harechan/),感谢晴同学的指教和整理。
受晴同学的指点,我问了余华这样一个问题:“你的新书,说是杂文集,却有很多虚实难分的部分。比如有一个故事,说一对下岗夫妇没钱给孩子买香蕉,孩子哭,老公回家后就跳楼了,老婆冲到楼下,哭够了再回家,安顿孩子背对自己坐好,然后上吊。这一切,按理都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,那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故事的?几分虚几分实?杂文和小说的虚实界限在哪里?你作为一个惯常写小说的人,怎么把握其中的度的?”余华的回答是:“写书的时候,现实与虚构的线确实比较难把握,有时候滑一下就滑出去了,然后自己有意识要把它收收回来。吃香蕉的故事是真的,但是在细节和描述上都有过艺术化处理,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无法避免的。”
接着就是晴同学和我的对话:
1 (by 晴).
看到你说他的演讲全是敏感词,我于是想顺带和你聊聊对他的看法。
总的说来,我认为,余华是一个已经有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作家了。他的《兄弟》由美国书商运作,最新的这本,我宁愿称为虚构知音、而非纪实散文的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,贩卖的迹象就更加明显。不能在大陆出版,完全是个噱头,因为他本来就知道,肯定不能出版,因为那第一章的题材。
他说得对,其实不光是作家,任何人写作,完全还原都是不可能的。纪实大抵也是一种虚构,像我写的好些文章,有对话,好像还有板有眼,但其实也是虚构,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。但我想,有一个东西是不应该虚构、也不应该滑过去的,那就是人心。
那个香蕉的故事,是一个关于下岗的故事。最早出现在媒体报道里,余华拿来进行再加工。他有板有眼地说,这是事实。那么,一般人读了,也就当成了事实,当然,是感性的——中国好烂。
我也写过下岗的故事,虽然是亲见亲闻,但也是对记忆的重组、切割。我愿意讲一些阳光一点的故事,而没有去写一家人下狠心买了好多猪肉下毒吃死了的故事。下岗是很艰难的事情,但多数人还是像刘欢那首歌唱的,“从头再来”。事实上,如果把那段历史检视一下,是香蕉的故事是主流,还是“从头再来”是主流?我想,应该还是后者。这不是说无视前者,而是当你煞有介事地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,主次还是要搞清楚一点的。
可是,余华把那个香蕉的故事拿出来,作为一个符号,给中国、甚至中国人定了个性,拿给外国人看,我觉得就很恶心了。
当一个作家,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是小说家,跳脱他的身份,去做一个二道、甚至三道的社会学者或者记者的时候,我觉得他已经离自己的本分很远了。人不可能什么都懂,不是什么都可以写,出名之后,更应该知道自己的界限。在那本书里,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解都是很肤浅的,不过是借了著名小说家的名号——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
从这个意义上,我很喜欢王安忆、苏童、贾平凹这样的作家。王安忆说得好,我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,但我的主业是小说,我的看法是通过我的虚构、我的人物来表现的。在我看来,这才是小说家的本分,也是小说家的价值所在。
对 1 的回复(by E):
我对你的话感同身受。他的写作上确实反映出了这样的一种转型,但这种转型并不是局限于文字上的。可以说,他和读者对这种转型都需要又一个无奈接受的过程。 这跟他的作品近几年在西方世界出版频繁有关。《兄弟》卖的十分红火,600多页,余华自己也说很长,还拿村上春树开玩笑,说人家的新作品900多页不也一样在美国卖吗(虽然我觉得他和村上是两个级别的)。 海外出版带动的是他的外事活动。他的外事活动一多,周游列国地演讲一下,他的身份马上就变了。原来可能是单纯讲故事的,但在那样的话语体系里,他被“逼着”做一个“中国问题研究专家”。新书在这样的新角色里是不是有些顺理成章?
比如今天的演讲,有六七个观众都提了问题,只有我这个代替你问的问题,是扣在他的作品上的,其他的问题都与写作毫无关系。比如有人问,小悦悦事件你怎么看?又有人问,辛亥百年你怎么看?有个美国学生用半生不熟的英文问,中国有问题,美国应该怎么办?余华的回答是,中国的问题怎么办你不应该问我,应该问胡锦涛,他表面上肯定会给你答案,但其实那么乱,他心里是没底的;美国的问题你应该问奥巴马,情况跟胡锦涛一样,答案给你,心里没底。从提问环节上,很明显他已经超过了“一个搞文学”的角色,而转型成了某种中西方对话者,回答一些关于中国宏观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现状的杂七杂八的问题,一个你所谓的二三流的社会学者。这个身份,是他所处的场合赋予他的,我不认为他有选择。
有人给我留言,说希望余华能够写出超越《活着》的作品出来。那是他1993年的作品。1993年的时候余华在哪里?肯定不在周游列国。至于“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作家”这个称号,得此誉者,在你眼里应该也不是少数吧。愿闻其详。我最近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。
P.S.王安忆真是一个奇女子 =)
2(by 晴).
你说在那样的场合,余华没的选择,我觉得恰恰相反,他完全可以选择。场合是他自己选择去的,他可以不去,去了也不见得要说这种话。我不相信书商和他的合约里对他说什么是有约定的,如果有,那性质就变了,直接就反华了嘛,可以等着得诺贝尔和平奖了。
在如今这个时代,有没有文学的场合?我觉得有。还是说王安忆,前段时间,托宾来上海书展,王安忆和他对谈,不要看新闻,直接看视频,那才是专业的、扎实的。虽然闪光灯不断,观众也是各色人等,但她老老实实听,老老实实记,老老实实问,根本不管周围。不是说作家是孤独么?她这才是真的孤独。
至于书卖到国外去,王安忆的书,也卖,比余华还早,八十年代就卖到欧洲去了。如果说要搞反.动,比起现在,八十年代要顺理成章得多,但王安忆也没有,还就是老老实实的,文学就是文学。她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爱荷华,写了那么多日记,满眼西方的冲击。但她看了想了,冷静下来,还是接着好好写。当然,她运气好在那次去美国,有陈映真,对她而言,那是很好的榜样,有利于她思考,后来还写了个《乌托邦诗篇》。
关于她的爱荷华日记,有一段我记得很深。王安忆说,组织大伙看了场中国电影。她写道,如果在国内,可能也不见得会说这电影好,但现在美国,就生怕别人说不好,自己很想证明,这是好的,但又不知道如何证明。读到这段,我很感动,爱国这种朴素的情感,我想是需要有一点的。
有“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”其实不只是作家,很多人都在干这种事情。好些作家,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,但是他们反动之后,我才知道,哦,原来他们也是作家。在我眼里,中国真正称得上作家的那些人里,搞贩卖这种勾当的人,其实很少,余华的转变,我认为几乎是个例。多数还就是一个二三流作家,冉云飞之类的。维基上随便一查,好些这种作家。
提到贩卖,我想起来昨天看港大法学院一个老师的微博,她给港大生上中国法导论,讲宪.法的平等权,举的是中国大陆公务员要求五官端正、甚至乳房对称……这样的例子。我就想,至于么?不是说中国大陆一片红,但肯定不是一片黑,学者是要批判,但不是要泼墨吧?总是讲这种东西,我简直怀疑他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些问题了。
对 2 的回复(by E):
我最近有幸在这里的图书馆找到两本一个出版社的书:钟XX的《来世不做中国人》和刘XX的《大国沉沦》。看了心里就直骂:这什么东西!纯屁股决定脑袋的文字,而且骂得一点水准也没有,论据无法支持论点,还有许多文章根本偏离书本的中心思想,我全身冒汗:这样的书是怎么被出版的?“作家”两个字好轻巧,能码字有关注度就可以安上了,基本没下限。
批判和泼墨,有意思,也值得我反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职业有关。同时我也想,自己平时对时政、社会的态度是不是和自己的专业有关。我觉得吧,什么学者不学者的,批判是一种思考工具,人人都可以用,但绝对不是目的。我希望通过对这个工具的娴熟使用,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能做什么。That simple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,批判不仅仅是思考工具,而是谋生利器,是画笔,那意兴一来,涂得太多就变成是泼墨了。分寸不容易掌握。
我对村上的好感来自于《地下》这本书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。和余华是两条路子了。小资是国内出版市场对他形成的一些定位了吧,我高中那会儿,念纳博科夫、略萨都可以被称之为小资,我觉得这是市场包装的事情,跟作品本身没什么关系。除了一个叫安妮宝贝的,我看她的文字,实在觉得恶心。那不仅仅是出版商的包装,而是作者本身那个调调我受不了。
呵呵,我想起来了,余华让我觉得有点周立波的味道,段子甩着像微薄一样。真人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,我和朋友戏称是“中年猥琐男”,特别能说,像我爸爸那辈人在酒桌上骂政府时的腔调。
3(by 晴).
我的这些想法,和我的职业没有关系。同学朋友开我玩笑,你比公务员还公务员,比党.员还党.员。我说是啊,共.产党给了我什么好处,我这么拼命说好话?
我想,这只是因为,我爱自己的国家,我希望她好。所以,当我看到国人的一些缺点,下乡时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,我是高兴不起来的,也不会有什么优越感,更不会激愤地去上纲上线。之前在武汉吃路边摊,小巷子里一排熙熙攘攘卖油饼、炒饭、炒面、鸡翅……的。虽然有卫生问题的嫌疑,但摆得很整齐,颜色很漂亮,看着就喜欢。有个卖面的妇女,不吆喝,就静静坐在那里。你买,她就做一碗,然后就又坐在那里,出神。我想,生活对她或许是沉重的,但人家默默操持着小生意,养着家,让人尊敬。
《地下》我也想看,但台版排版太差了,大陆版出了才不久,没有机会看。我觉得一个作家,会去做那样的事情,是很有意思的。但我不喜欢村上的一个演讲,“永远站在鸡蛋一边”,我不会,即使是鸡蛋,我也要看到底是不是臭鸡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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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去Oakland是和从香港长大的女孩儿Gigi,慈善义跑的志愿者之一。聊到童年的时候,她说她爱喝早茶,最喜小笼包,我说我是上海人,于是她说:走吧,我带你去吃。在一家简陋的上海饭店里,我用家乡话点了一碗荠菜豆腐羹、一客蟹粉小笼,一份梅菜扣肉,和两碗白米饭。冒着热气的小笼蘸放了姜丝的黑醋,虽褶子折得不细、谈不上正宗,心里却猛一踏实。
Gigi在饭后带我穿过哈利臣街,溜达于菜场和糕饼店中,也去了几家书局和杂货店看野眼。或许因为Gigi是Oakland居民的缘故,那天我眼中的Chinatown,是忙碌的华人商家们做着热腾腾的生意,是一家老小拎着五彩马甲袋置办杂物——是北岛的诗句,“生活,一张网”。
这次不同。家里没菜没米,加上嘴馋想吃中式点心,不得已而往之。去得有些晚,落日余辉下的Chinatown,街上空荡荡怪吓人的。街沿上的污水、满溢的垃圾桶、无人清扫的落叶积在道路两侧、玻璃窗上褪色的广告招贴画,像一个与时代脱节、没有人管的地方。路人的眼神都瞧不实,穿着打扮用“怪”和“七浦”形容毫不别扭,他们跟平日在伯克利见到的精神奕奕的亚洲学生很不一样,有点猥琐。
我急着趁天黑前买完东西,也不敢多看。拎着菜往车站走的时候遇到几个老黑,心里有些打鼓,硬装出一副对这里的街道熟悉个透的样子。其实差点迷路。回到家时天已经墨墨黑,看见室友就脱口而出——“我回来了”——突然接了人气似的。以后再也不想一个人去Oakland。幸亏,虾饺和烧卖是买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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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GO实习小记(3)
日期:2011-10-07 | 分类:喃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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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“相爱”意义的顿悟
日期:2011-10-01 | 分类:喃喃
一天傍晚,我走在Berkeley的市中心,看到一对三十来岁的戴墨镜的男女走在一起。男人走在女人身后,一只手扶着女人的肩膀,另一只手使着一根棍子不断在两旁摇晃。女人也使着一根棍子在身前,那根棍子不时会敲打到街沿、分类回收垃圾桶、公交车站牌。
原来他们是视觉残障人士。
两人以这样一种“叠在一起”的方式过了两条横行道,往斜对面的汉堡店走去。路上车很多,我为他们紧张,便快步跟上去问要不要帮忙指路。那对男女停下来。女人使着棍子指了指四方,说:“你看这儿是个汉堡店,那个方向就是个咖啡店,对面有个电影院,还有个冰淇淋店,我面前有个消防栓,对不对啊?”
全中!我不禁为自己“想帮忙”的心态感到惭愧——低估了他们对于物理环境的敏锐感知!
我突然起兴,问道:“你说的都对。你对这里很了解。但是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?”
那个女人顿了一下。我看到她墨镜下的笑脸:“小姑娘,你是不是会说中文啊?”
我的口音非常细微,却被她一下子猜中了。投降。
后来,十分八卦的我询问了这对男女的经历。女人先天性眼部癌变,出生18个月就被挖去了眼球,视觉对她来说是一个未知的概念。男人在20岁出头的花样年华经历意外,故而变成了盲人。他们是在一家盲人复健中心认识彼此的。之后就在一起了。
“你们都没有见过对方长什么样子,怎么会选择在一起呢?”
在这对男女的面前,世界是一片黑暗的。作为一个拥有良好视觉并依赖视觉生存的我,无法想象在黑暗中行走的味道。但这两个人,一人一条导盲棍,组合在一起,就变成了最完美的team。共享一片黑暗,一起承担彼此对于感官缺失的恐惧,一起磕磕碰碰,过马路、撞墙、撞到行人、甚至认识了我这个奇怪的中国女孩子。他们有令全世界的人都羡慕的东西——生命体验的连结感。
她和他,彼此无可替代。
女人回头“看了看”男人,男人也把头转向她与之“对视”。然后她说:“He makes me smile.”
It’s that simple.
相爱就应该是这样的,彼此可以理解对方最痛苦的东西,然后一起品尝生命的各种其他风味,生命里因为有对方的存在而格外快乐。无关外貌、种族、金钱、家世,年龄也没有那么重要。
想象一对盲人情侣过马路的样子吧,就是那个画面。 -







